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思马克思辩证法,今天我们

作者: 科技杂谈  发布:2019-11-27

如果用“一个人,一辈子,一本书”来概括马克思,那么《资本论》当仁不让就是倾注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一本书”。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决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问题”,更是为了揭露“资本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历史之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和命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恩格斯强调《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面对今天“金融资本的狂欢”,比起那些试图根据后来事态的变化而建构起来的理论,《资本论》对今天的资本全球化更具解释力。

在当代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这一问题,事实上意指的是如何激活马克思辩证法在当代的理论活力问题。马克思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合理内核,应该而且必须在与时代问题的碰撞中,才能闪现出理论的光辉,让它重新获得直面和把握现实的力量。实际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构建及其应用并不神秘,这些都可以通过有章可循的思想考察揭示出来。可以说,最为切近马克思辩证法运思的就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正义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马克思;著作;辩证法;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生产方式

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面相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理论和方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决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哲学著作,正如它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标明的,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对作为这一生产方式的理论辩护的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可以说,它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这“三大批判”的统一,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的统一,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的真实意义。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充满了极度的现代性”,它虽然是19世纪的产物,但已穿过20世纪,走进21世纪。面对今天“金融资本的狂欢”,比起那些试图根据后来事态的变化而建构起来的理论,《资本论》对今天的资本全球化更具解释力。

在本真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实体及其历史的批判,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在理论上,它表现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及其关系的重新勘定,比如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即对“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这一公式的重新理解,使得被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视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真理得以土崩瓦解。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资本作为利润的源泉,土地作为地租的源泉,还是劳动作为工资的源泉,都是当时的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的误认造成的。一方面,他们把利润、工资和地租及其源泉当作社会实体来理解,当作一般的社会物化过程来理解,因而造成了三者在理论上的分离和隔绝。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分离和隔绝不仅造成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理论自身的相互冲突,也造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分离和对抗。可以说,要为未来社会开辟道路,无疑就要从其中发现并揭示这一社会实体的真实面目。在这里,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敲碎了包裹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的那一层硬壳,即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而发现蕴藏其中的奥秘。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社会实体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社会实在,而是在辩证法的锤炼中显露出来的社会存在的本来面目。

严格说来,马克思没有独立的哲学和辩证法专著,《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和辩证法。列宁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却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阿尔都塞指出,要到《资本论》中去阅读马克思的真正哲学;而马克思自己也说,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一“抽象力”,也就是取代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资本辩证法”,取代“精神现象学”的“资本现象学”,取代斯密和李嘉图“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所以说,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但其“哲学”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科学”——非批判的实证正义,也不同于古典哲学的“思辨哲学”——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真理——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

如果用“一个人,一辈子,一本书”来概括马克思,那么《资本论》当仁不让就是倾注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一本书”。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决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问题”,更是为了揭露“资本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历史之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和命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恩格斯强调《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二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马克思通过形式分析才能达致的理论目标和实践效果。正如上述所言,马克思当时直接面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和思维方法,它们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言人,不仅把资本家自身的意识论证成永恒真理,而且它们自身还创造出了一套所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维护和实现整个资本家的整体利益。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样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完成。比如在资本家以及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生产价格是由成本价格和利润组成的,所以资本家通过出售商品获得利润是他们所预付的资本必须得收回的果实。这一普遍和流行的看法在那时获得了确定无疑和天经地义的社会印象。但马克思通过形式分析指出,利润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创造物,就是可变资本的创造物,但是它在资本家的意识中、在社会表面上却表现为资本家总预付资本的产物,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及其产物的剥削,将其视为自身付出的必然回报。显然,马克思首先是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于意识表面的现实表现,进而通过对资本形式的批判性分析,比如借助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等,将这种浮于社会表面的意识形态予以揭露。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维度。而这恰恰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面相,其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秘密都蕴含在此。

正是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在19世纪的横空出世,根本颠覆了西方“观念政治论”的传统,实现了“劳动政治论”的转向,也彻底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传统,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实现了“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以,恩格斯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阿伦特才强调,“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才认为,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是以“生产”概念取代了“反思”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不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真正实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轴心式转折”。正是《资本论》实现了正义理论从作为“抽象空话”的“主观主义”向作为“历史规律”的“客观主义”的转向,《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正义论”。

《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正义论”

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表征

《资本论》的“双重维度”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理论和方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决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哲学著作,正如它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标明的,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对作为这一生产方式的理论辩护的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可以说,它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这“三大批判”的统一,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的统一,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的真实意义。

以上论述表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阐释辩证法是最为切近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及其过程的路径。由此,我们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重思马克思辩证法,还有待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史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群的全面研究。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入解剖与研究,《资本论》真正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剩余价值规律,并强调这一规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因此,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首先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证明了的原理而出现的,也就是说,《资本论》在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经济运动规律中,使历史唯物主义落到了实处。同时,《资本论》又是实现了从“观念政治论”到“劳动政治论”、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轴心式转折”的“最伟大的革命著作”,它最为彻底和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强烈的“政治关怀”,彰显了《资本论》的“政治哲学之维”: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

严格说来,马克思没有独立的哲学和辩证法专著,《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和辩证法。列宁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却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阿尔都塞指出,要到《资本论》中去阅读马克思的真正哲学;而马克思自己也说,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一“抽象力”,也就是取代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资本辩证法”,取代“精神现象学”的“资本现象学”,取代斯密和李嘉图“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所以说,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但其“哲学”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科学”——非批判的实证正义,也不同于古典哲学的“思辨哲学”——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真理——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

苏联学者马·莫·罗森塔尔曾主编过一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论述了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列宁阶段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说,它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本试图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的著作,其影响和意义自不待言。但问题在于,罗森塔尔受时代的局限,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僵化对立中来理解,至少没有充分展现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著作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恰当的理解。当然,后来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这种缺憾,比如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则是深刻地把握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然而即使如此,关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史的研究仍付之阙如。

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资本论》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分析现实经济事务和批判古典经济学及古典哲学中,把“求解放的理论”和“为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真正是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劳动、生产、交换、分配,商品、货币、资本、利润、剩余价值,时间、空间、革命、自由、正义、现代性以及辩证法、唯物史观等,都具有了追求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意蕴。

正是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在19世纪的横空出世,根本颠覆了西方“观念政治论”的传统,实现了“劳动政治论”的转向,也彻底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传统,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实现了“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以,恩格斯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阿伦特才强调,“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才认为,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是以“生产”概念取代了“反思”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不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真正实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轴心式转折”。正是《资本论》实现了正义理论从作为“抽象空话”的“主观主义”向作为“历史规律”的“客观主义”的转向,《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正义论”。

纵观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其辩证法的形成过程便会跃然呈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虽然没有做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但某些要素已然呈现在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即对黑格尔辩证法中“唯物主义”因素——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吸收。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第一次正面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即作为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否定性原则。其间历经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社会生产理论的研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基于社会关系原则的新唯物主义,并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均源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果实,为《哲学的贫困》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哲学的贫困》为止,马克思并没有实质性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或者说,他更多的是借助于其所吸收的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直到《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才第一次在其正确的思想形式上初步建立他的辩证法,从而有意地和黑格尔辩证法区分开来。由此,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中找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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