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东亚文献与文学中的佛教世界,北宋中后期

作者: 科技杂谈  发布:2019-10-17

(作者:左志南,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佛与变雅: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歌流变研究”负责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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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中后期诗歌流变过程中,诗人创作思维的转变则更能体现时代特色,佛学不同于本土儒道思想系统的显著特点之一,即是强调观想世界时任外物沄沄而觉心不动,这种静观与诗歌创作思维无疑具有相通之处。此时期诗人对佛禅静定观照方式的运用,经历了一个由沿袭到创造性运用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单篇书写静观所得,到书写静观所得为增强全篇层次感服务,再到将佛禅静定与儒家修养功夫融通无间并以之观想外界的过程。

通过对华严几位思想家的经典着述——智俨的《金刚般若经略疏》、法藏的《般若心经略疏》、宗密的《金刚经纂要》和子璿的《金刚经纂要刊定记》的思想特征的考察,张文良认为,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华严思想家对于般若系经典的基本立场。在对般若类经典的教相判释方面,中国华严思想家基本上将其判为“大乘初教”或“般若空宗”,即将其视为破除凡夫众生我执和法执、获得般若智慧的经典。在对般若思想阐发方面,智俨将《金刚般若经》的宗旨规定为实相般若、观照般若和文字般若,并将三种般若分别与理、行、教相对应,即将般若视为随众生的修行过程而显现的智慧。此外,智俨还力图借助《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和《华严经》的唯心说,从缘起的立场对“空”与诸法的关系作出说明。法藏从“相违义”“不相碍义”“相作义”等三个层面对“空”与“色”之间相互否定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做了综合分析,力图将般若“空”义与华严的“无碍”义相融合。而子璿则引入“真心”概念来诠释“空”,认为“诸法皆空”就意味着“真心”现前,力图将般若空观与“法性宗”和华严教学相贯通,表现出“真心”一元论的思想倾向。

文人学佛促成了该时期诗歌语言风格的变化

“东亚文献与文学中的佛教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的“东亚的佛教世界系列讲座”之一

儒释整合的学术发展趋势昭示了士大夫接收佛禅思想的特点,在借鉴禅学“反观”方法论以丰富儒学内省修养功夫的同时,禅宗平等该罗的观照方式取代明镜映物成为了士大夫观想外界的主要方式,作者更倾向于书写平等该罗观物时所获得的“浑然与物同体”的感悟。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平等该罗式的观照更接近于一种多形的潜在设定的行为,而明镜映物式的观照则接近于单形的本质直观行为。观照方式的变化使得北宋中后期诗歌中惯用多形行为的书写凸显创作主题的人格精神,手法上命意曲折的一面更加突出,风格则明显趋于洒脱随缘、自在平和。诗人运用佛禅静定观照方式的变化,与诗歌的流变亦有着密切关联,是北宋中后期诗歌逐渐走出唐诗创作方式的范畴,而渐具自我特色的一种具体表现,即强调人格修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诗歌是主体人格精神、人生境界的外在表现。至于其转变之原因则与当时儒学复兴及文苑、儒林合流的趋势有着直接关系。

般若系经典作为阐扬大乘“空”思想的经典,在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义理佛教的代表性宗派之一的华严宗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张文良认为,华严宗虽然尊奉《华严经》为最高经典、其思想主要以对《华严经》的注疏方式而展开,但般若系经典同样受到华严思想家的重视,“空”的思想也构成中国华严思想体系的重要要素。中国华严思想家是在吸收般若系经典的思想基础上构筑华严思想体系的,与此同时,他们对般若系经典的独特阐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般若思想的发展,成为印度般若思想本土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学典故在进入诗歌语言的最初阶段是繁杂多样的,但随着禅学语境的形成及士大夫融通儒释之自觉意识的增强,佛学典故来源也逐渐稳定在了以禅宗语录、公案为中心的范围内。此一时期追求“雅健”的诗学主张落实在诗歌句式上即是对多主语、多谓语或主谓式、动宾式句式的偏爱,这在山谷诗中即多次出现,如“机巧生五兵,百拙可用过”“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而禅宗公案则即可用某一名词指称之,又可以融摄为一句或数句诗句的特点,符合了这种创作需要。如福州大安禅师用牧牛来喻修道,这既可用“牧牛有坦途”“青草肥牛脱鼻绳”来言说之,亦可以用“露地白牛”来指称之。因而融摄禅宗公案、运用事典入诗渐成佛学典故融摄的主要方式。

“东亚文献与文学中的佛教世界”国际学术会议分组论坛

北宋中后期作家众多,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前期江西诗派诸人可谓此时期的代表文人。他们学佛方式、所接受佛学思想的不同,亦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他们在此方面的差异,彰显了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特点的变化与儒学发展关系的差异。相比而言,王安石之学佛比较纯粹,其学佛路径可用“藉教悟宗”来概括。他从研习佛教般若空观开始,逐渐达到了对佛教平等观思想的深化理解及对禅悟境界的体认。苏轼学佛则彰显了一定程度上的融通其他学说的特点,他借鉴道家相生相待的理论,使之与佛教相对主义实现对接,由此实现了佛学理解上的突破。黄庭坚学佛之一大特点即是融通儒释,其对佛教修行方式的理解与其对儒学修养工夫的阐发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而其追慕之境界亦呈现了儒释兼具的特色。江西派诸人之学佛强调将禅学理念通过亲证转化为个体经验,由此实现对禅悟境界的更深体验。他们的学佛方式与其儒学修养呈水乳交融之杂糅状态,这与黄庭坚一脉相承,亦是江西派将黄氏作为文化人格范式的原因之一。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大量东亚文献与文学中。9月23-24日,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东亚文献与文学中的佛教世界”国际学术会议在山东济南举行。与会学者从哲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角度对涉及佛教文化的相关文本进行分析、讨论,从中探究佛教义理与思想的流变,以及佛教文化在东亚地区产生的影响等。

北宋佛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相一致,佛教亦呈现士大夫佛教的发展趋势,自唐代以来之禅教合一发展思路终于在北宋实现。伴随文化的繁荣,文化整合的趋势愈发明显。文化整合是以固有的文化标准为主体,对一些庞杂乖离的文化因素加以修正协调,使之成为比较一致的行为或思想模式。整合过程既是一个文化形态对创新的选择,又是对借用的文化因素的形式、功能、意义或用途的修正。士大夫对于佛教的重视与研习,实际上正是此一时期“文化整合”的组成部分之一。

发掘佛教中的哲学

学佛改变了诗人创作思维与观物方式

在佛教义理阐发中形成了不同宗派的佛教思想家,与会学者对不同佛教大师的思想辨析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海涛介绍说,在韩国看话禅的传统谱系中,太古普愚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禅师。从思想上看,普愚所重视的看话禅则主要继承于高丽知讷、慧谌以来的看话禅传统,但又表现出融摄其他禅修法门的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普愚的看话禅具有否定文字禅和公案禅的特点,倾向于大慧宗杲所确立了看话禅传统。太古普愚与后来入元回国的懒翁慧勤、白云景闲及先前传法于高丽的指空和尚等人一起开创了高丽末期临济禅法的盛行。

诗人学佛并行诸诗歌创作的行为,为宋诗提供了新的题材。在塑造宋诗不同于唐诗的新品格方面,文人的学佛行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随着儒释整合趋势的渐趋明显,儒林文苑的界限也日渐模糊,在北宋后期出现了全祖望所谓“诗人入学派”的普遍现象,士大夫对禅学的研习与其阐发儒学修养理论的自觉意识相结合,使北宋后期诗人大多标举气格,鄙弃流俗,以日常生活、师友亲情等为诗歌的主要书写内容,诗风呈现向自在平和发展的整体风格态势。正如缪钺先生指出:“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与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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